积德昌后

文/明德

今天的中国人对儿孙很重视,有钱有势的都想尽办法为后世儿孙攒钱留房,甚至利用权力安排儿孙事,自认为自己尽到力了,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古代的人不这样看问题,古人明白后世儿孙想得好,祖上积德才是最根本的方法。

《后汉书.列传第三十五》记载:东汉永平十三年,楚王刘英,图谋造反。事发后,皇帝命令当地官府迅速审问,抓捕了很多人。第二年,袁安因有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,被三府举荐,担任楚郡的太守。此时,牵连进楚王谋逆事件的人,已经多达数千。汉明帝异常愤怒,官吏为快速结案,又严刑逼迫嫌疑犯们认罪,因此而被冤判死刑的人极多。

袁安一到楚郡,不入官府,而是先到狱中,察看案卷。他清理出没有确凿证据的疑点,条条列出,准备上报。这时,掌管案卷的府丞、掾吏,都叩头相争,认为袁安这样做,有庇护、党附疑犯的嫌疑,依法也会将袁安判处死刑的,并且也会怪罪于所有掌管案卷的府丞、掾吏多人。

袁安说:“这样做,引起的不良后果,我身为太守,自然会承担,绝对与你们没有关系。”于是,他将审察结果一一上奏,皇上由此感悟,批准洗清冤情。因此而获得释放者,有四百多家。一年多后,袁安又被任命为河南尹。

活人性命是积大阴德的事。袁安秉公执法,解救了四百多家共四千余人,其积德行为带来了子孙世代兴隆。其子袁京、袁敞,都官至司空;袁京之子袁汤,官居太尉;袁汤之子袁逢,位居司空,袁隗位列太傅(上公)。其后,袁氏家族,更加兴旺,遍布各地。

北宋初年,朝廷中有位名臣叫王佑,字景叔,是大名莘县人。他文武忠孝,历任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户部员外郎、兵部侍郎等职,封晋国公。

王佑掌管诰命时,学士卢多逊因为排挤赵普,所以多次拉拢王佑依附自己,总是想方设法去暗害赵普。王佑并没有屈从于他,反而多次劝说卢多逊,希望他不要去暗害人。

当时符彦卿镇守大名,治理的很不好。宋太祖打算让王佑去代替他,便派他先去观察一下符彦卿的动静,并许诺事成后会给他加官进爵封为宰相,对王佑说:“大名是你的故乡,你这次可是衣锦还乡了。”

王佑到了大名后,经过调查,发现符彦卿并无什么过错,只是他的两个仆人依仗权势,为非作歹。王佑于是只将两个仆人治罪流放,并没有牵连无辜,然后回京把详情上奏了皇帝,并且以自己全家百余口的性命来担保符彦卿无罪,又劝谏道:“五代的国君,大多因为猜忌而乱杀无辜,所以他们享有国家的时间不长,希望陛下能够以此为戒。”

符彦卿免于被治罪。但宋太祖认为王佑太耿直,一气之下将他贬为华州司马。

王祐要到被贬的地方去就任时,亲友都来送行,大家都替他惋惜,说他本来可以做成宰相的。王祐笑着说:“虽然我作不成宰相,但我的儿子必然会作。”他曾经亲手在庭院中栽植了三棵槐树,说道:“我的后世子孙,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,我以此作为标示。”

后来,王佑的儿子王旦果然成为宋朝名相,封魏国公,谥文正。另一个儿子王懿中进士,任袁州知州;王旭任应天府知府;孙子王素官至工部尚书,谥懿敏;王质任天章阁待制。子子孙孙都非常贤德。人称“三槐王氏”。

“积德昌后”符合善恶有报的天理,对今天的中国人同样适用。中共破坏了传统文化后,通过系统的灌输党文化,导致今天的中国人不相信这句古训,在欲望的带动下,把古人视为身外之物的东西看的最重,而古人最重视的修心向善当作封建迷信破除掉,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?

活人性命,不屈从淫威冤枉他人,都是积大德的行为,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把“听党话,跟党走”当作行为指南,中共说法轮功不好,很多中国人就会不加思考的认为法轮功可能是那样的;江泽民下达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密令,参与的人没有想到这是杀人行为,是造大业的行为,却是盲目的执行;中共枉用刑法三百条对待法轮功学员,公、检、法、司人员善恶不分的利用三百条绑架、起诉、枉判法轮功学员,所作所为整个与古人相反。古人顺应天理在积德,今人在党文化带动下逆天意而行在造业,按照善恶有报的理,不仅自己有报应,还会殃及儿孙。

中共真的在毁灭人类,这不是妄言耸听。它摧毁传统文化就是这个目的,它迫害法轮功也是为了这个目的。人只有明白真相,善待法轮功学员,身在中共的官场,可以“枪口抬高一厘米”;还可以提供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给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”,真诚悔罪;有余力的,把法轮功真相告诉更多的人,加入到救人的行列,不仅对自己有益,对后世儿孙都有好处,这才是真正让自己与儿孙得福报的大善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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