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(图)


在改造运动的高潮期公私合营的锣鼓震天响,但民族资本家们的心却是在流血,当时有人说:多年心血,一旦付诸东流;几声锣鼓,断送万贯家财。(网络图片)

每年过年都会听到“恭喜发财”的老调,在距今半个世纪之前,那时上海还未易帜,过旧历年时这句老话就如同顺口溜,碰到亲朋不约而同脱口而出。中共建政后什么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变,土改时的贫下中农,气势何等逼人;地主富农则性命难保,幸能存活者终身劳苦,还累及子女,所以在穷富颠倒许多情形下,当时还有谁敢说“恭喜发财”呢?

我生不逢辰,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,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,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,虽比地富好些,还被封上“工商界人士”的头衔,似可苟安一时;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。

共产党来了,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,语言、文词也得从头学起。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,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,高叫要“清一清,算一算”伴随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等尖锐的歌声,马路上人头拥挤,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。

“来了来了……”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,一辆一辆地开过去,整整一夜,也不知抓了多少人?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。我想这就是所谓的“清一清”罢;至于“算一算”,也不知找谁算?怎么个算法?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,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,从来不过问政治,也不敢犯法,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,安安分分做自己的买卖。之前抗日胜利,我从重庆到上海,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,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;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,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,我只要不反对他们,这“算一算”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。

国民政府退至台湾,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。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,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,开始同三野(第三野战军)交易。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,不敢多赚他们的钱,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。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,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。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,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,罪就在我身上了,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,绝不请客送礼。到他们办事处去连系工作时,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。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,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。他们赤脚困地板,怎不令人肃然起敬?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,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,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“三反五反”运动为止。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,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,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。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干部在外采购,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、送礼,或者拿过回扣,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。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,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,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。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,怎么也说不清,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,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;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。这样子搞,没有的也只好说有;有了还不够,还要加码,否则休想过关。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,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。

三反的浪潮将过,五反正待开场。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,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,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“铁证”,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。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,每天一早,店里的电话响不断,都是“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”的,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。

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,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,这可难了,只好硬着头皮听斗吧。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,职工回话说:“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。”但对方不饶,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,然后去电连系,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,罪还没有受够,不停地有电话来叫……就这样,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,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。试问我们的口供,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?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,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!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。

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,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,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,一通电话也没来,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?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,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,今天是到店中检查。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,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,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。

工作队来人很多,也不知究竟有多少。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,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,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,各踞一间,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,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,日夜监视,上卫生间时也跟着,以防我们自杀。

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,谁能吃得消?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,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,感到不如一死了之。从这运动开始,不知已死了多少人?我自顾不暇,根本没心思去打听,但我亲眼目睹的,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。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,他们深夜留在店里,以山奈(氰化钾)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,二人当时立即致命,看来极其痛苦,濒死时的挣扎,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。

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,抬手累了,在半途放下休息,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。自杀者中的一位,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,我听他讲话很消极,还劝过他:“我们只有逆来顺受,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,看来还不致会杀头……”这是我当时的想法,对他竟难起作用,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。

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;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盗窃国家资财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。我们在被关之前,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?当年的政策是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”。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,对五反自问:第一、我们对来店的干部,一贯战战兢兢,连一枝烟也不敢敬他们,怎敢向他们行贿?第二、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,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,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,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,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。第三、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?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,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,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。第四、反偷工减料,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,只是贩卖而已,也从没以次级品充好货给买主。第五、至于经济情报,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。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,五反工作队怎么搞,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,还能如何?

第二天一早,队长到我房间,先问我:“你是常州人吗?”又说:“我们常州有句俗话,‘人怕出名猪怕壮’,你知道吗?”我说:“知道知道。”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。最后总结说:“你的店五毒俱全,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,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!”他讲得义正辞严,威仪吓人。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,苦主为了保全性命,只好火速筹款赎人,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: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,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。

什么五反?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,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!我心里已作好准备,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,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,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。

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,就开始对付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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